项昊宇:北约“亚太转向”加剧联盟困境

北约华盛顿峰会9日召开在即,尽管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宣称这是“自冷战结束以来最具雄心的一次峰会”,成立75周年的北约却正面临着深刻的“内忧外患”。欧洲地缘冲突的长期泥潭化、美国大选前景的不确定性,都给这次峰会蒙上了阴影。作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主要盟友,日韩澳新四国领导人连续第三年获邀与会,但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的宣布缺席,给拜登政府试图彰显其全球盟友“大团结”的努力浇了盆凉水。

据会前披露的消息,此次峰会将重点讨论三大议题:一是乌克兰问题,包括对乌援助和乌加入北约事宜;二是强化防御和威慑能力;三是“深化与北约印太地区伙伴的合作”。但这一切在北约内忧外患的形势面前变数颇多。

作为奉行集体安全理念的政治军事同盟,树立共同的外部威胁是北约存续的必要条件。北约的作用本应随着冷战结束而终结,但在美国维护自身单极霸权的价值观及利益驱动下,北约靠着不断制造新“对手”而续命。5年前,由于美国领导角色的动摇和对外政策不确定性升高,北约内部出现一系列紧张和分歧,尤其是欧洲成员缺乏内部战略协调,以至于法国总统马克龙多次抛出北约“脑死亡”的观点。乌克兰危机仿佛给北约打了一剂“强心针”,重新凝聚起其内部共识,并且实现了新的扩员。

令人费解的是,北约似乎并不急于优先解决身边的地缘危机,而是急不可耐地把触角伸向亚太。2022年马德里峰会上,北约在“战略构想”中把中国定位为“系统性挑战”,表露出遏制中国的战略指向。在美国“印太战略”的指挥下,北约强化了其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,英、法、德、加等北约国家不断派舰机参与亚太地区的多边联合演训,日韩澳新四国领导人也连续两年参加北约峰会,与北约在“个别伙伴合作计划”下强化军事安全合作。美国的跨大西洋伙伴关系与亚太同盟体系在“印太”地区合流,使“亚太北约化”和“北约亚太化”得到同步进展。

但北约的“亚太转向”进展并未完全如美国所愿。一方面,北约设立东京联络处的计划由于法国的反对而搁浅;乌克兰危机延宕,一些国家出现“援乌疲劳”,匈牙利在对俄关系上“特立独行”也令北约高层头痛不已。欧洲多国政局生变,难免影响到北约在亚太方向的军事投入。

另一方面,亚太四国也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,与北约的融合面临主客观条件的限制。日本在这一轮“北约亚太化”和“亚太北约化”中充当了急先锋和“带路党”,但首相岸田文雄支持率低迷,执政前景暗淡,其激进强军扩武路线面临内外多重制约。韩国执政党在国会选举中失利后,尹锡悦政府也不得不对“对美一边倒”的外交路线作一定调整。最近中国与澳大利亚的关系得到改善,澳遏华动能亦明显削弱。而新西兰虽是“五眼联盟”成员,却一向对掺和大国竞争和地缘政治兴趣不大,因而一向被美国视为遏华同盟链条中的“薄弱环节”。

尽管如此,美国及其部分盟友依然固守冷战思维,未来也还会打着“大西洋和太平洋的安全不可分割”等旗号,在亚太地区布局大国竞争和阵营对抗。在拜登任内,美国在亚太地区初步打造了一套网格化、复合型、圈层嵌套的“小多边”盟伴体系,尤其是与日韩澳菲等盟友加快建立联合指挥和一体化威慑体系,使亚太地区与北约的安全结构越发相似。

但从现实层面看,“亚太版北约”能否成型,一方面取决于下届美国政府的对外政策取向和战略资源投入,另一方面更严重受制于亚太地区利益融合、多元包容的现实。如今,中国是日、韩、澳等美国地区盟伴的首要贸易伙伴,各方对于潜在地缘冲突的利益诉求和风险承受能力不同。而东盟等地区关键力量反对“新冷战”的态度,也会对亚太地区美国及其盟伴的“小多边”朝着统一的集体安全架构方向发展形成阻力。在中短期内,基于北约式法律条款和制度安排的“亚太版北约”应该很难出现。     

和平、发展仍是全球的主基调,北约要找到并维系一个所有成员共同的“假想敌”实非易事。对北约这一庞然大物而言,“肥胖”带来的一系列“并发症”正在显现,而无节制扩员、战略触角外延,会让成员利益诉求进一步分散,造成管理运行成本上升,最终只会加剧顾此失彼的联盟困境。北约在“亚太转向”过程中表现出的进退失据,恰是对其困境的一种反映。(作者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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